作為今日中國發展中的一個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們在考慮節約集約用地和嚴守耕地紅線時要格外談到的。2007年，生態文明首次出現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十多年過去，我們越是強調節約集約用地、嚴守耕地紅線，就越能看到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緊密聯系。
尤其是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國際糧食市場趨緊、油氣行業動蕩、經濟面臨嚴峻挑戰……一連串問題讓人們對生態安全、糧食安全、資源安全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這些，都與土地有著密切關聯。因為，土地是生存之基、發展之本。
傳統工業文明下的粗放與浪費，倒逼我們對保護耕地和節約集約用地有了共識，而生態文明則賦予兩者更為豐富的內涵。當下，我們大力倡導“節約集約用地 嚴守耕地紅線”，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對粗放式發展的反思警醒，而是更多基于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等的考量，基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作出的長遠謀劃。
習近平總書記早已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資源過度開發、粗放利用、奢侈消費造成的?！边@一論斷，鮮明地道出了生態保護和資源保護、節約集約利用的關系。過去傳統粗放式、無節制的過度開發，不僅導致土地資源的短缺，還造成了“三生”空間利用的失衡、生態系統的退化甚至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日益趨緊的人地關系，使發展陷入“缺地”的困境，也給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帶來了威脅。面對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要擺脫這種困境、這種威脅，就必須在節約集約的軌道上優化“三生”空間，推動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
近年來，節約集約用地持續深入推進。從控總量、盤存量、優增量到增存掛鉤、減量化管控，從“畝均論英雄”“標準地”到“全生命周期管理”，“節地”的進階之路讓我們看到：攤大餅式擴張漸成過去式，節約集約用地從量的追求向質的推崇轉變，土地利用效益從單純高產出向集合了經濟、社會、生態的綜合效益轉變，很多地方經濟發展的質量成色更足了，而“節地”也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主動選擇。更可喜的是，不少地方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工業用地二次開發利用，讓綠色發展不僅有了綠色“顏值”，還有了節約集約的內涵。
與此同時，耕地保護也經歷了從單純數量保護到數質并舉再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糧食安不安全，不僅要看能否“吃得飽”，還要看能不能“吃得好”；耕地不僅具有生產功能，還具有很強的生態功能，影響農田小生態，也關乎區域大生態。實踐中，基層耕保隊伍越來越壯大，不少農民紛紛當起了“田長”；土地整治越來越注重綜合效益，正朝著國土綜合整治和生態修復治理轉型發展。
毋庸置疑，成績值得肯定。但我們還須清醒認識到，土地的煩惱仍然不少：土壤污染、東北黑土層變薄、南方土壤酸化、華北平原耕作層變淺、西北地區耕地鹽漬化沙化、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等等亟待破題；各種非農建設亂占耕地甚至永久基本農田的現象仍然存在；大量閑置低效土地亟待盤活“重生”；承載了40年快速發展的“三生”空間有待優化……
這些現實而迫切的問題，并不是單純的土地問題，而是與生態交織在一起。我們必須認識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水稻田也是生態濕地和美景，節約集約用地、保護耕地和生態建設并非此消彼長，而是相輔相成。在人多地少的國情下，在生態文明的語境下，我們既不能為了增加GDP，以發展為名濫占濫用土地尤其是耕地；也不能為了增加耕地，以土地整治為名毀林開荒、圍湖造田；更不能為了播種綠色，而以生態建設為名占用耕地甚至基本農田去開挖人工湖泊，搞“綠色政績工程”。不管是竭澤而漁式的透支土地，還是“土豪式”生態建設，都是對生態文明的褻瀆，也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破壞。
地載萬物，萬物共生。中國未來發展需要我們真正讀懂“山水林田湖草是個生命共同體”的大文章并將其理念貫穿到實際行動中，在中華大地上劃好并守好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為生態文明建設夯實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