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同時《決定》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這是黨中央基于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克難階段而做出的科學決策，為進一步加強我國礦業發展戰略研究和頂層設計指明了方向。

　　當前，面對復雜的形勢和激烈的競爭，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資源、發展經濟，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而礦產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歷來受到各國的普遍重視，也是各國制定發展戰略的主要依據之一。

　　在當今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破解“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利益問題”，需要“啃硬骨頭、涉險灘”。在礦產資源領域，能否抓住機會，立足國內，打破圍堵，提供可靠的資源能源保障，事關我國現代化建設與“中國夢”能否如期實現，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決策層需要有歷史擔當和遠見卓識，更需要通盤考慮，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而要做好頂層設計，在充分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做好發展戰略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應該看到，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礦產資源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礦業開發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性產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目前，我國的礦產資源開采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45種主要礦種儲量價值居世界第三。目前，我國90%左右的一次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材料、70%以上的農業生產資料、30%以上的工業和居民用水來自于礦產資源。目前，在中國，大約有10萬座礦山，大中型礦山企業1萬多個，小型礦山企業11萬多個，從業人員800多萬人，礦業總產值達到6萬億元。

　　但也毋庸諱言，由于體制、機制的原因，加之長期以來缺乏完整的礦產資源戰略和礦業發展規劃，有關政策、標準各自為政，對礦產資源形勢產生誤判，對經濟快速發展對礦產資源的巨大需求，以及礦業開發可能引發的諸多問題估計不足，致使我國礦業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不少問題。比如——

　　礦業管理九龍治水的體制弊端一直難以改變。我國礦業體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礦產資源管理歷史上曾長期處于多個工業主管部門和地礦主管部門并存的時代，部門管理色彩很濃。近年來由政府主管部門的計劃管理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的行業管理，但職能分散到各個部門。比如，國家發改委負責礦業政策、大型項目審批；國土資源部管理礦產資源權證和資源政策的制定、監督與執法；工信部負責監測和協調礦業運行；商務部負責礦山企業及地勘單位“走出去”；國資委管理履行出資人職責，監管中央所屬礦山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國有資產；等等。

　　制度和法規建設滯后。與礦業分散管理相同，我國的《礦產資源法》的法律條文中也體現著礦產資源分割管理的跡象。目前，我國礦業管理仍缺乏完善、系統的法律構架。盡管在礦業生產及礦業權轉讓方面有一些法規及政策，但沒有專門的礦業監管法。有關礦業管理方面的規定，散見于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和政策中。沒有一個部門能夠超脫于本部門的利益，站在國家利益和戰略高度，全面研究、規劃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產業發展規劃與預測和市場實際需求相脫節，也缺乏推動整個礦業行業發展和改革的動力。

　　我國海洋資源遭到周邊國家的覬覦。釣魚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就意味著日本將二戰時侵占的臺灣、包括其附屬的釣魚諸島歸還中國。但由于日本同美國私下簽訂片面的《舊金山和約》，將釣魚諸島連同日本沖繩交由美國托管。由此引發了中日釣魚島之爭。上世紀60年代，聯合國亞洲遠東委員會提出報告斷定，釣魚島周圍海域海底石油儲量可達30億~70億噸。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估計，東海儲藏著6000萬~1億桶石油，此外還有1萬億~2萬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日本霸占釣魚諸島的野心變本加厲。

　　南沙群島自從宋朝起，我國就已宣布對其行使管轄權。直到上世紀中葉，沒有任何國家對中國擁有南沙主權提出任何質疑。而上世紀70年代有關方面推測南海海域可能埋藏著極為豐富的礦產資源后，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文萊諸國對整個南沙或其部分島礁提出主權要求，并出兵占領了部分島礁。目前，在南海53個島礁中，越南占著29個，菲律賓占著9個，馬來西亞占著9個，印度尼西亞占領2個，文萊1個。而我國有效控制的島礁僅有9個。隨著美國的介入，南海問題越來越復雜。

　　西方國家對我國企業“走出去”進行圍追堵截。統計顯示，近年來我國企業“走出去”或者進行海外并購的整體成功率不足三成，中途鎩羽而歸的中國企業并不在少數。據了解，2010年上半年約有150家國有企業已經在國內外尋求并購機會，但成功者寥寥無幾。許多投資一去不復返，已有千億美元的資金打了水漂。

　　在資源能源的生產、存儲、消費鏈條上，運輸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重點。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圍堵，中國從非洲、中東及南美、北美及澳大利亞獲得的礦產，特別是來自中東和非洲的資源能源，大約有95%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這個最窄處僅有2.4千米的戰略咽喉通道，形成高度依賴馬六甲海峽的困局。

　　“四礦問題”越來越嚴峻。由于后備接替的資源及礦山基地不足，很多老礦山由于資源枯竭已經或面臨閉坑。這不僅給經濟建設和資源安全帶來了危險，而且影響到了礦業職工的就業與基本生存，造成了嚴重的“四礦問題”（礦業、礦山、礦工、礦城），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比如在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專項實施前，列入第一批的資源枯竭礦山就有69個。由于無礦可采，這些礦山的工人下崗，生活沒有著落，就醫、上學都面臨困難。

　　可見，在礦產資源開發領域，我國正面臨著“兩難選擇”：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要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必須有堅實的資源支撐。另一方面，隨著“四化”步伐的加快，對礦產資源的剛性需要越來越大，而國內資源特別是大宗礦產供應日益緊張，資源約束趨緊；同時，由于觀念落后，管理不善，技術落后，粗放經營，過度開發，一些地方的環境污染嚴重。因此，如何從礦產資源開發戰略的高度，加強礦業科學發展的頂層設計與統籌規劃，顯得必須而緊迫。

　　國土資源部在日前召開的黨組中心組學習會議上，結合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明確提出下一步國土資源部應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國土資源戰略研究和體制機制研究。毋庸置疑，礦產資源戰略研究將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在當前的國際局勢和我國全面推進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形勢下，結合當前我國礦產資源戰略研究的現狀，我們認為，進一步加強我國的礦產資源戰略及礦業發展戰略研究，應該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堅持資源主要“立足國內”的方針。資源全球化在近年來，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受到了嚴重的干擾，“非經濟因素”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礦產資源要堅持“立足國內”的方針。要加強地質勘查工作，提高礦產資源保障能力；要加強礦產品和礦產地儲備，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

　　礦產資源是有限的，是寶貴的。我們不僅要重視“開源”，還要重視“節流”。要在全面推進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的同時，將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治理產能過剩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部署實施。同時，要大力建設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

　　第二，打造礦業經濟的升級版。從根本上來說，提高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現代化的支撐能力，必須打造中國礦業經濟的升級版。即：從外延型增長為主升級為內涵型增長為主；從低勞動成本、低附加值為主升級為技術推動型；從高耗能、高污染升級為資源更有效利用、環境更好保護；從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的速度型增長升級為內外需協調拉動。打造升級版礦業經濟的核心任務是提升質量效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投入產出比，引導企業向技術、品牌、質量、管理要效益，拓展生產鏈條，提升產品附加值，創新企業運營模式，推動經濟以適當的速度，實現沒有水分的健康增長。

　　第三，以全新的思維研究礦業發展。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后，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的礦產資源和礦業的重要性實際上已經超越了部門或行業管理層面，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因此，我們要以新的高度來考察與研究礦業問題：一要用社會的視野觀察礦業，從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考慮我國礦產資源的管理和礦業的長遠發展。二要用全球的視野觀察礦業。從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高度，把國內資源發展戰略放在國際資源發展戰略之中考慮，算國際大賬，算全球賬，主動“走出去”，獲得我們迫切需要的礦產資源。三要用現代的視野觀察礦業。現代礦業建立在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良性互動的基礎之上。因此，我們要從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礦業重大關系的深度，統籌考慮與現代礦業相關的重大關系，尤其是礦業與資本市場結合的途徑，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礦業資本市場，進而提高中國礦業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

　　第四，“走出去”要熟悉游戲規則。首先要增強自身實力，學會國際化的管理和運作，從中形成適合自身發展的管理模式。要熟悉和善于運用入WTO等各種游戲規則，以避免產生違規行為，保證自身的權益不受侵犯。“走出去”就要有“融進去”的意識，爭取融入當地社會。在當代全球商業文明中，道義責任的價值將愈加顯著。企業到海外發展能否盡到社會責任，關系到企業能否在當地立足，能否在海外可持續發展。

　　第五，資源利益應成為外交的重要內容。必須進一步深化和加速資源外交，使資源外交成為國家實現全球資源戰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斷強化與資源供應國經貿聯系，建立一種資源體制，在更大范圍、更多領域中加強和深化能源資源外交以減少對抗和摩擦。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資源外交”開始提上中國外交部門的議事日程，并迅即成為當代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在中國資源外交中，能源外交進行得最早，成效也最突出。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的石油供應在能源外交和擴大海外能源戰略的雙重推動下，正在逐步形成多種輸送渠道、多樣化保障領域和多元化供應來源的石油供輸機制。

　　第六，注意吸收地緣政治理論中的有益成分。地緣政治理論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勢，分析和預測世界或地區范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是一些西方國家制定政治和軍事戰略、國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也是分析和預測地理空間格局的國際戰略指南。我們既要看到地緣政治學中的糟粕，也要善于從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為我所用。

　　以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為例。麥金德認為，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拿今天的伊朗來說，它處于世界島的中心位置。處于東西方交通要沖伊朗的地理位置極端重要。鑒于特殊地理位置，伊朗無疑是中國緩沖美國壓力的一個擋箭牌。因此，中國應當利用中東富產石油的國家特別是伊朗與美國的矛盾，占領中東特別是伊朗和阿富汗這樣的地緣政治高地，牽制美國和日本，獲得我們急需的石油能源資源，并建立我們安全可靠的能源運輸線。

　　第七，必須以實力保護我們的資源安全。在國際關系史上，從來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有人說，世界之爭，主要在于資源之爭。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有著漫長的海上石油運輸線，但由于我國目前還缺乏遠程投放軍力的能力，保護我們海外資源利益的實力還很有限。如果中國船只在通過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等幾個要塞時遭遇攻擊，中國幾乎毫無還擊之力。中國目前的石油儲備剛剛建立不久，不夠全國三個月的使用量。如果發生大的戰爭，或者中國遭遇石油禁運，進口石油的關鍵海運航線一旦被有關國家封鎖，中國的石油安全將面臨極大的威脅。

　　近代中國，因重陸輕海、有海無防而衰落挨打。我們應當清醒，對于海洋，我們陌生了。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還是新手，不是規則的制定者。我們對世界有關海洋的游戲規則還不很熟悉。從當前的情況看，中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藍水海軍建設，增強中國軍隊的遠程投放能力。必須進一步加快建造自己的航母，以航母為核心，配之以潛水艇、護衛艦、驅逐艦及北斗衛星技術等設施，并盡快形成戰斗群，使中國海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遠洋海軍、藍水海軍。這是中國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的根本所在。此外，“海洋強國”戰略必須保障國家在全球范圍之內的國家利益，保障中國運輸礦產資源的海洋運輸通道的暢通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