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時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更是為中國未來10年全面深化經濟改革，全面開啟“發展升級版”和“奇跡第二季”描繪了宏偉藍圖，吹響了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結號”。

　　盡管《決定》只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有關改革的總體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將由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來完成，而且我們尚未看到《決定》全文，但從已經發表的全會公報中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看，今后十年，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改革都將有各自特定的主線和方向，但為了保證總的方向不會迷失，每個領域的改革不會偏向，這些改革都將“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主線來展開，都將圍繞這個主線來推進。從“基礎”到“決定”，兩個字之變，意義卻十分重大。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決定》最大的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遵循。“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毋庸諱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還不完善，核心問題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的干預太多。不少人認為，在市場之上還要有政府這個強勢的力量來配置資源，宏觀調控就是政府直接配置資源。

　　在礦業領域，過去也存在對宏觀調控擴大化理解的問題。比如產能過剩、趕農民上樓、耕地占用過多、房地產過熱、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破壞等，在很大程度上都與地方政府為了自身利益，從而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干預過多有關。比如產能過剩，除了市場本身的盲目性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預，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盲目投資。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生產的鋁和鋼材在全球總產量中所占比重已接近1/2，水泥產量則約為全球總產量的60%。2012年，中國鋼鐵產能過剩達到21%；有色金屬的產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中國企業聯合會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去年水泥產能的利用率僅為約2/3，產能過剩達到28%。另據相關行業協會和工信部的統計數據，2012年年底，電解鋁產能為2765萬噸，產能利用率為72%；平板玻璃產能為10.4億重量箱，產能利用率為68.3%。近年來鋁的價格不斷下跌，目前中國半數以上的鋁廠處于虧損經營狀態。

　　即便如此，新的產能仍在快速擴張，各地仍建造熔煉爐。原因呢？就是類似鋼鐵、水泥等大項目投資，在短期內可以抬高地方的GDP，迎合了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要求，契合了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短期化傾向。事實上，現在過剩嚴重的礦業產能，都分布于政府關照較多的行業，而市場化程度高的輕紡、電器、輕工等產能過剩并不嚴重。

　　當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的作用。事實上，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行，沒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認識到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內涵的不同，政府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前要解決政府職能定位不清，即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問題。就資源配置而言，政府的作用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目前我國生態環保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決定》明確指出，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實際上強化了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職責，也就是說，在這一問題上，以前政府干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越位，而是沒有到位。這說明，在礦業的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礦政管理部門大有文章可作。